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｜李培南：从长征到抗大，再到淄博的革命足迹

编者按：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在这个特殊的(de)时间节点，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联合淄博市档案(dàngàn)馆特别(tèbié)策划推出“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(jìyì)”专栏，以历史档案为经纬，重织鲁中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。

每件档案都是永不磨灭的精神(jīngshén)坐标，每次解读都是对抗战精神的时代叩问。本专栏将依托馆藏及最新(zuìxīn)征集的珍贵(zhēnguì)抗战档案，系统梳理文献、实物、图片、音像等(děng)多样化原始史料，深入挖掘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感人故事、英雄事迹以及普通民众的抗争经历。

即日起，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用档案构筑的(de)历史长廊，在发黄的纸页间触摸(chùmō)民族脊梁的温度，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李培南：从长征到抗大，再到淄博的革命足迹(zújì)

档案人物：李培南(lǐpéinán)，1905年(nián)6月出生于江苏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27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(zhōngguógòngchǎndǎng)。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老党员、忠诚(zhōngchéng)的共产主义战士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(èrwànwǔqiānlǐchángzhēng)的老红军、党和军队优秀的党务工作(dǎngwùgōngzuò)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、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，原上海市第七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，1993年在上海逝世，享年88岁。

档案内容：1940年(nián)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(shǒugǎo)、1944年4月(yuè)(yuè)出版的党刊《斗争生活》、1945年2月《关于三个月来的时事学习与干部领导的基本总结》手稿以及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。

密密麻麻的小楷，泛黄的纸张……今年4月底，李(lǐ)培南之女李小苏捐赠了大量其父(qífù)在山东时期，特别是在淄博和鲁中地区工作期间(qījiān)留下的文件和手稿。这些档案以手稿、打印文件(dǎyìnwénjiàn)及期刊杂志的形式保存下来，每一份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直接记录，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见证(jiànzhèng)。

穿越山川(shānchuān)河流的长征记忆

1934年，中央红军(hóngjūn)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。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李培南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道路。其回忆录《铁流(tiěliú)二万五千里》不仅(bùjǐn)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(bōlánzhuàngkuò)的历史，更以亲历者的视角，展现了红军在(zài)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真实面貌。书中(shūzhōng)不仅有战事、行军和政治工作的详细记载，还有他亲身经历的地理环境、民族风情(mínzúfēngqíng)和风土人情，成为研究长征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。

李培南同志像

“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红军(hóngjūn)进入(jìnrù)贵州以来，三个多月的(de)时间里，都是在(zài)黔北和川黔边区活动。除了行军作战外，最令我(wǒ)难忘的是贵州俗谚所说的‘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，人无三分银’。”李培南回忆录中的这些文字，不仅是对贵州自然条件的真实描绘，也从侧面反映出红军在艰难环境下所展现出的顽强意志。

在进入(jìnrù)藏区阿坝地区时(shí)，李培南记录(jìlù)下了红军首次穿越草地(cǎodì)的艰苦历程：“草地是(shì)个什么样子？当时谁也说不清。现在要(yào)过单地，也只是听当地藏民的一些口述。说什么到处是水草，走几天一路也见不到人烟，而且天气多变，一天之内，时而晴天，时而骤雨，时而冰雹满地。”不仅如此，他清楚记得：“我军还是很注意当地的风俗，很注意遵守群众纪律，吃了群众的粮，烧了群众的柴草，都要留下条子和(hé)现款，要给藏民以良好的影响。”

抗大山东六年历经百余战役淬炼(cuìliàn)

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，简称抗大一分校，于1938年(nián)12月在陕北延长县成立。1939年11月初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将抗大一分校东迁至山东(shāndōng)抗日根据地办学，并任命周纯全为(wèi)校长，韦国清(wéiguóqīng)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，李培南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

1940年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

据李培南回忆录记载，朱德(zhūdé)总司令在武乡王家峪(yù)接见周纯全、韦国清及自己时，深刻阐述(chǎnshù)了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的重要意义与目标：“一方面，山东地大物博，人多枪多，自古有齐鲁多英雄豪杰的佳话，历来是兵家必争(bīngjiābìzhēng)的古战场，也是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必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。另一方面(lìngyìfāngmiàn)是山东党的基础好，抗战爆发后(hòu)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很快，因此带来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，缺乏子弹，广大(guǎngdà)的新干部迫切需要进行训练和提高。”

在敌后办学的7年间，抗大一分校累计培训了约20000名干部，其中70%是军队的军事、政工干部；30%为各条战线的党务(dǎngwù)、政权、群运干部。特别是在山东的6年时间里，学校及其学员(xuéyuán)或配合主力(zhǔlì)或单独作战，参加了大小战斗(zhàndòu)百次(bǎicì)以上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，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

烈火(lièhuǒ)与热血铸就的牺牲

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

1941年冬，日伪军集中五万余兵力，历时50天，在纵横约140里的沂蒙山区展开大规模“扫荡”。抗大一(kàngdàyī)分校自然成为敌人“扫荡”的重点区域。面对(miànduì)敌人的疯狂进攻，抗大一分校按照反“扫荡”部署，迅速分散(fēnsǎn)到蒙山地区(dìqū)活动。

当敌人突袭(tūxí)驻马牧池的山东纵队领导机关时，我军坚守在蒙山内线的三大队和蒙山支队(zhīduì)率先与其遭遇。根据上级指示，我们迅速将部队(bùduì)编成多个小队，边战边突，开展灵活机动的反“合围(héwéi)”作战，多次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

这些英勇事迹(shìjì)，很多都被李培南在(zài)其回忆录中一一记录下来，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。

“在突围过程中，我校三大队得知山东(shāndōng)纵队黎玉政委负伤(fùshāng)的消息后，立即(lìjí)派出区队长王增才带领两个班前往营救。班长马兴林协助警卫人员，将黎政委背出危险地带一、二里，确保了其安全脱险。”

“在摩天岭一带(yīdài)活动的二大队一个(yígè)连与敌遭遇，展开了激烈战斗。正副队长先后重伤，政治指导员陈田心临危受命，继续指挥(zhǐhuī)作战，身负多处伤仍坚持到最后，终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。”

“年仅19岁的政治教员唐国琼（归国华侨）也在突围中不幸被俘。面对穷凶极恶(qióngxiōngjíè)的敌人，他被活活用火烧死。即便在熊熊烈火中，他也始终(shǐzhōng)高呼：‘打倒日本法西斯(fǎxīsī)！’‘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’直至(zhízhì)献出年轻的生命。”

“此外，二大队政治委员刘惠东也在战斗间隙(jiànxì)单枪匹马寻找校首长汇报情况，返回途中遭遇敌人包围。他在最后一刻选择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戕殉国(xùnguó)，用生命捍卫了革命者的(de)尊严。”

这些英勇牺牲的(de)(de)战友，是抗大精神的真实写照，他们的事迹不仅铭刻(míngkè)在历史中，更深深印在亲历者李培南的记忆里，成为抗战档案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。

1946年解放博山后，李培南政委与王建安司令和徐化鲁合影（从右到左）

1948年3月，淄博全境解放。同年8月8日，中共淄博特委、淄博特区专员公署在博山(bóshān)四十亩地第三次成立(chénglì)，隶属鲁中南区党委和行署领导，李培南任书记(shūjì)。1949年2月，李培南离开淄博。

《在(zài)博山各界(gèjiè)庆祝济南解放大会上的(de)讲话》《周村概况(gàikuàng)》《李副政委在职工工作委员会议上的总结发言》《淄博情况》……从李培南当时在淄博的这些手稿，可以看出他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能力，带领当地军民共同奋斗的时光。这段经历不仅加深了(le)李培南与淄博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，也见证了他在不同历史阶段(jiēduàn)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（大众(dàzhòng)新闻·鲁中晨报记者马斌）